【摘 要】 根据国内外公司实践，资产质量对上市公司盈余的持续能力、预测能力等盈余质量的判定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新兴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尤为重要。因此，文章分析与评述了国内外有关资产质量研究的文献，并指出现有文献的不足，认为我国现有相关研究对资产质量的研究没有具体的资产质量理论，缺乏研究系统性。通过文献梳理，为未来资产质量的研究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同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具有学术引导意义。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和盈余质量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国内许多学者对此给予了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然而目前还很少有人从资产质量的视角来分析和解释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业绩增长难以持续、公司发展短视等现象。2006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指出“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根据这一定义，资产的本质特征是具有为企业未来带来经济利益的服务潜力，其之所以能带来未来经济利益，主要是因为它投入生产经营后，作为经济资源为企业所用，通过一系列的生产经营活动为企业带来利益。然而随着盈余开始在我国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企业有非常强烈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这种盈余管理行为驱使着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不同资产项目可能具备不同资产质量。反之，资产质量对上市公司盈余的持续能力、预测能力等盈余质量的判定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新兴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尤为重要。

　　国外学者对企业资产质量的研究主要是分析银行信贷风险、规模经济与资产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及非金融企业生产效率与资产质量之间的关系，半岛官方体育而真正研究非金融企业绩效与资产质量关系的文献却不多。Harris and Raviv（1990）指出公司质量主要指的是管理人员能力、资产质量等，并设计债务缓和模型（简称HR 模型）发现公司质量与公司盈利、公司价值有关，公司质量决定资本结构，最终影响公司价值，从而看出资产质量与公司价值相关。Bemstein（1996）对银行资产质量与规模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银行的资产越差，其成本越高，但贷款质量对银行成本的这种影响不明显。Sibilkov（2009）研究了公司资产流动性与经理层成本的相关性，其研究结论表明当公司资产流动性水平较低时，资产流动性对经理层成本没有显著影响，然而当公司资产流动性水平较高时，资产流动性对经理层成本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而且发现如果对资产出售作出限制可以有效降低经理层的成本。

　　此外，关于资产质量问题，国外文献主要在“减值准备项目”的研究中涉及。McNichols and Wilson（1988）发现当公司出现盈余异常高或低时，会选择调减盈余的坏账处理方法。Elliott and Shaw（1988）也发现资产减值准备是盈余操纵的重要手段。Zucca and Campbell（1992）发现一些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政策的可选择性和不具体性两个重要特征对减值准备任意计提，存在着“洗大澡”（Big Bath）和“盈余平滑”（Smoothing）的盈余管理行为。Francis et al.（1996）对影响计提资产减值的因素，如公司所在行业变化、公司本身业绩状况变化、管理层变更、“盈余平滑”和“洗大澡”等因素进行研究，发现这些因素对固定资产和存货等不易纵资产的减值计提没有明显影响，而对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非常明显，并且发现业绩较好和业绩较差的公司均较少地计提减值。Barth et al.（2001）将盈余分解成现金流量、应收账款变动、应付账款变动、存货变动以及固定资产折旧、长期资产摊销等几个部分后，发现盈余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能力强于整体的预测能力。Riedl（2004）对比了SFAS NO.121出台前后企业资产的减值准备计提特征，发现SFAS NO.121出台后企业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与“洗大澡”的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相关性显著，表明资产减值具有较低的信息质量。此外，Easton et al.（1993）、Aboody et al.（1999）、Li（2001）及Chen et al.（2009）等讨论了资产减值准备在不同国家会计监管环境下的盈余管理行为。

　　Jordan and Clark（2004）检验了《财富》前100名企业，发现2002年盈余水平较低的公司计提了更多的商誉减值损失，与“洗大澡”理论相符。Wang et al.（2010）选取了台湾1984年至2006年12 484个公司年度为观测样本，检验了台湾上市公司运用出售长期资产与投资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研究发现，54%～57%的微亏公司运用这种方法将盈余调整为微盈。Wu（2011）选取了欧洲53个上市公司从2005年至2009年的132项资产减值准备作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国际会计准则36号——资产减值》应用后的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是一种盈余管理工具，发现当盈余出现大幅下降时或者具有较高资产负债率时，为了达到分析师预测或者不违反某项债务契约，管理层更有动机运用资产减值准备转回进行盈余管理。Duha et al.（2009）也有相似发现。Baber et al.（2011）基于盈余管理背景，对可操纵应计项目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分析了上期调增或调减利润的可操纵应计项目转为本期调减或调增项目的程度，发现这种转变能力取决于以前几期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幅度与可操纵应计项目的转回速度。Dechow et al.（2012）也发现由于会计内在属性使得上期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手段必会在下期转回，因此考虑前期应计项目转回可提高盈余管理模型解释能力。White（2012）用营运资金变动作为应计的衡量方法研究盈余管理，并认为区分应计项目与递延项目对于盈余管理模型有重要影响。

　　国内的研究仍然处于资产质量研究的起步阶段，目前有关于资产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产质量理论界定、减值准备与盈余管理、其与当期盈利能力的关系及资产质量评价体系等方面。

　　张新民（2001）认为资产质量是指资产在管理过程中满足企业预期的程度，具体可分为单独增值质量、变现质量、被利用质量及与其他资产组合增值质量等多个方面。宋献中和高志文（2001）、陈朝晖和张炎华（2003）主要将上市公司要求被披露的“每股净资产”与“调整后每股净资产”的差表示公司资产质量较差的部分，也有文献中将其定义为不良资产（李树华和陈征宇，1998；陈冬华，1998；赵颖，2001；李嘉明和李松敏，2005等）。陈仲威等（2010）认为资产质量的概念分两个层次，低层次的资产质量概念从企业的角度理解，认为资产质量是指资产为企业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的大小，而高层次的资产质量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理解，体现出一种比较观，是指资产使投资者（包括债权人和股东）的要求得到满足的程度。冯爱爱和高民芳（2011）认为资产质量特征主要是指资产的存在性、资产结构、资产有效性和资产收益性，具体指标包括固定资产比率、总资产周转率、不良资产比率、总资产报酬率及资产现金回收率。胡永平和谢晶（2012）认为资产的质量将其分为三类：一是企业的货币资金；二是按照低于账面价值的金额贬值实现的资产，这类资产虽然账面价值较高，但变现价值（或被进一步利用的价值）较低；三是按照低于账面价值的金额增值实现的资产，这类资产账面价值较低，但变现价值（或被进一步利用的价值）较高。

　　陈冬华（1998）将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差异率，即（每股净资产-调整后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作为上市公司不良资产程度的衡量指标，发现不良资产较多的公司相比于其他公司具有更强烈的避免亏损动机。与国外文献相对应的是，我国一些学者也基于一些“资产减值准备”角度研究资产质量，主要是对于企业利用会计准则的政策空间进行盈余管理的问题。孙铮和王跃堂（1999），王跃堂（2000）半岛官方体育，于海燕和李增泉（2001），李增泉（2001）及蔡祥和张海燕（2004）等探讨了我国上市公司在证监会有关ST、退市等监管制度背景下选择资产减值会计政策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李增泉（2001），秦勉和周伟（2003）的研究都表明，通过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在一定程度上较为真实地反映了资产状况，但是同时也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粉饰财务报表提供了工具，使得许多上市公司由于存在多种盈余管理动机，可能根据需要选择增加或减少减值准备计提的政策，从而得到其期望的业绩表现。高郁掬等（2008）研究发现应将我国上市公司的不良资产比例控制在一定区间内，超比例存在的不良资产会给上市公司带来不良影响，也可能会向投资者传递上市公司具有盈余管理动机的信息。罗进辉等（2010）研究发现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公司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净计提比例表现平稳，流动资产减值准备的净计提比例却出现了大幅波动，认为上市公司在规避和迎合新会计准则体系规定的动机下具有对资产减值准备结构进行“合规”调整以实现盈余管理目的的明显偏好，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和流动资产减值准备行为中都存在扭亏为盈、平滑利润、避免亏损、“大清洗”等盈余管理动机，而新会计准则体系的实施仅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制约了个别盈余管理行为。杨钰和杨乐（2012）对新资产减值准则是否减少了管理者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新准则执行后，扭亏公司、连亏公司及微利公司利用减值转回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显著减少，但巨亏公司多提减值的“大清洗”行为则没有显著减少，连亏公司和微利公司少提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仍然存在，而且发现上市公司的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行为显著减少，利用短期资产减值来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虽有增多但不显著。

　　李树华和陈征宇（1998）运用1997年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对每股净资产差异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资产质量与上市公司当期盈利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每股净资产”在调整前后平均降低了7.71%，而“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分别下降了37%和35%。宋献中和高志文（2001）及李嘉明和李松敏（2005）用调整前后每股净资产的波动幅度即K值作为评价资产质量的指标，发现K值大即资产质量差的企业其盈利能力较差，K值小即资产质量好的企业其盈利能力也较高，从而得到了企业盈利能力与企业资产质量呈正相关关系的研究结论。但费明群和干胜道（2004）以2000年至2002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K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公司资产质量，即K值小的公司的资产质量好，当期的盈利水平高，但未来的盈利水平却并不一定高。贺武和刘平（2006）以2002年至2004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同样以K值为基础，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与其盈利能力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说明资产质量较好的企业创造效益的能力较强。谢永堎（2007）对有关资产质量的18个指标进行配对样本检验，发现亏损公司在亏损前3年就已表现出资产质量下降，同时该研究提供了可以预测企业财务危机的相关资产质量指标。甘丽凝（2007）发现可以反映企业真正价值信息的指标不是资本结构，而是资产质量，并且资产质量与资本结构相匹配能够进一步增加企业价值。冯爱爱和高民芳（2011）认为企业拥有高质量的资产时会具有较好的获利能力，从而资产的高获利能力为企业扩大再生产奠定了基础，只有支撑盈利持续增长的资产才能满足企业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需要。陈琪（2012）分析了经营性资产质量对上市公司成长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经营性资产的周转性指数、盈利性指数、固定资产指数及有效性指数是影响企业成长性的重要因素。

　　张春景和徐文学（2006）认为资产质量的三个基本特征是其存在性、收益性和有效性，然后据此构建了资产质量评价体系，进而通过经验数据检验发现固定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损耗率和总资产周转率是企业资产质量的重要衡量指标，此外他们认为资产的周转效率是优质资产与劣质资产的最大区别，企业管理者只有重视将其存量资产用足、用活，才能实现资产质量的提高，从而为企业发展奠定基础。从理论分析的角度，徐泓和王玉梅（2009）认为现有文献主要以财务报表为基础，对资产质量从财务收益、运营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四个方面进行了评价。陈仲威等（2010）认为，资产质量除了是指资产的流动性和资产周转性等，还涉及资产的风险和资产结构，而且这些均是资产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必须将其纳入资产质量概念。张付荣（2010）结合新企业会计准则和资产质量的特征，从资产的流动性、盈利性和风险性三个方面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建立了相应的资产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此外，也有一些研究针对理论研究中构建的资产质量评价体系做了实证分析。钟爱民和张淑君（2008）以资产的质量特征为基础，选取2005年和2006年机械、设备、仪表制造业等工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固定资产变现率、固定资产毛利率、产能利用率和经营性资产收益率等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出固定资产质量综合得分，构建了固定资产质量评价体系及量化分析指标，其实证结果表明该评价体系对固定资产质量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能力。钱爱民和张新民（2009）从经营性资产概念和质量特征的界定角度，结合新企业会计准则引起的有关经营性资产信息披露方面的变化，从获现性、周转性和增值性三方面构建了经营性资产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钟爱民和周子元（2009）在新会计准则背景下研究了准则实施后经营性资产有关信息披露发生的变化，以钱爱民和张新民（2009）建立的经营性资产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等方法把我国上市公司A股工业企业划分为五类，运用T检验指出了不同类别公司具有显著差异的指标，验证了钱爱民和张新民（2009）建立指标体系对评价经营性资产质量的有效性，同时揭示了对各类不同企业经营性资产质量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钱爱民和张新民（2011）应用“增长、盈利、风险”三维平衡原理，选择“有质量的适度增长”为评价标准，建立基于企业价值创造的财务状况质量三维综合评价理论框架，将财务分析视角从相对静态的短期层面延伸至较为动态的长期层面，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新准则在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主要变化，构建出一套较为完整的企业财务状况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我国现有相关文献对资产质量的研究没有具体的资产质量理论，主要集中在概念与其特征的研究，及企业资产质量评价指标主成分分析及其指标体系的研究上，而且我国现有的资产质量研究文献主要从某一个方面、某一个角度进行研究，多数文章局限在描述性统计的领域，得出的结论缺少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如图1中虚线部分所示。

　　我国现在有关资产质量的界定没有统一标准，更多是停留在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扣除项目上，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而究竟哪些资产项目代表了上市公司较差的资产质量及资产质量如何全面衡量，未来研究尚需结合中国特有的监管制度背景及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手段进行系统考察。

　　此外，我国现在对上市公司运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研究较为非富，为以后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好的起点，但不良资产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尚未分析清楚。尽管目前研究已得出资产质量与当期盈利能力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但这些研究却忽视了资产质量与未来盈余的相关关系研究。因此，本文认为未来的研究可在考虑盈余管理存在的情况下，分析资产质量与盈余质量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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