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改革药品审评审批制度,加快创新药进入医保,科学家回国创业,一大批生物医药企业快速成长,生物医药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新增长点,但也要看到我们的创新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毕井泉在近日举行的2023首届浦江生物医药源头创新论坛上指出。
事实上,虽然中国医药产业从仿制药逐渐过渡为以创新为核心的研发生态,但国内企业大多选择成熟度、安全边际较高的成熟靶点,以此也导致国内研发内卷严重、拉低了研发回报。而在探寻源头创新的道路上半岛官方体育,高校和科研院所、医院和医学中心无疑将是除了药企自身研发以外最重要的两大发源地,成为助推中国医药创新的新势能。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副会长、复星国际联席首席执行官陈启宇表示,国内企业在过去十年走过来的创新路,大部分都是找的国外华人科学家海归,实际上还是跟随创新。而未来,真正要做到源头创新,还要看国内的科研院所、临床医院他们所形成的科技成果有没有有效的科技性转化。
在探寻源头创新的道路上,高校和科研院所、医院和医学中心无疑是除了药企研发以外最重要的两大发源地。
不过,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也向蓝鲸财经表示,虽然,国内近几年的创新能力发展很快,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从临床研究转化为创新源头的成熟转化体系,其中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我们的国有母基金很难投到真正的原始创新里去,投资标的大多是比较成熟的将要上市的企业。主要原因在于对于这些基金会有国有资产保值占比的考核,而原始创新具有较大的风险。”朱同玉说,如何调动国有母基金提高对原始创新的积极性,需要改变其考核机制。
此外,朱同玉也指出,目前在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还是存在中间执行层面积极性不高、对政策理解各不相同等问题。
不过,朱同玉介绍,目前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自身经验来说,对于创新孵化也形成了一些经验,首先,会把自身的专利进行梳理,第二,根据梳理好的专利和不同企业进行对接;第三,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每个月都会举行名为“枫林科技沙龙”的专利的对接会,寻找复旦黑科技,其中投资方、企业界、临床等都会参与,共同进行创新平台的搭建。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在会上表示,临床机构要打破信息孤岛,强化“医、研、企”之间的合作,疏通临床研究与产业、资本之间的通道,完善转化医学链条,与企业共同寻找全球最新的技术、最有可能突破的项目。此外,市场政策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医药行业的发展不仅需要产业政策的支撑,更需要市场政策的引导。
多位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嘉宾均表示,生物医药源头创新过程中,在学术、职称与激励的管理机制上对源头创新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包括专利及知识产权的管理,自有经费在创新项目的部署,成果转移转化红利给与科研人员回报等起着重要的作用。
此外,地方政府资金、风投资金以及具有全球视野与科学敏感度的私募基金一起深度参与转化项目的选择与管理,去推动源头创新成果落地。
陈启宇表示,创新始终是复星医药的核心发展驱动力,期间探索了多种助推源头创新的模式。以复星医药旗下的科创转化平台复星领智为例,在复星医药首席科学顾问,西湖大学副校长、遗传学讲席教授许田教授指导下,通过“深度孵化”的科创投资模式,投资孵化了包括精缮科技、深爱科技、新肽生物、微济健康等科创公司,围绕基因细胞治疗、人工智能肿瘤精准治疗、肿瘤免疫治疗、微生态菌群等领域,推进相关技术和产品的开发,并在上海建立有4000多平米的共享转化实验平台,以推动多学科联合攻关、加快产品研发进度、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另外一个模式,我们跟苏州、天津等地方政府建立了创新药的孵化基金,在基金的框架下搭建一支团队,根据临床未被满足的需求,国内国外寻找新技术,这里其中大概70%的技术在国内找,30%是在全球找。”陈启宇说。
11月9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2023年11月8日PIC/S致函国家药监局,确认国家药监局正式申请者身份。PIC/S是国际药品检查合作计划组织的简称,加入PIC/S,意味着将执行与PIC/S成员国统一的GMP认证规范,对于药品检查结果互认,以及药品的进出口贸易将带来一定的积极意义。尤为重要的是,我国医药创新研发标准已与国际全面接轨,ICH指导原则落地转化率在实践中已实现了100%。
事实上,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基础研究能力在大幅提升。宋瑞霖指出,我们看到根据最新公布的2023年的排名,前100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与2015年比,短短的八年时间,中国增加了32家,美国减少了21家,说明在这个过程我们的进步还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在实力及数量上跟美国还有明显的差距。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在本次论坛上指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经历了过去十年的快速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的距离逐步缩短,正迎来从“从无到有”到“从有到好”的关键节点。希望未来继续加大对生物医药领域基础研究的战略规划引导和资金投入;充分调动科研机构和社会力量投身生物医药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深化开放合作,“走出去”“引进来”融入全球产业创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