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官方体育半岛官方体育2023年6月2日，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中国之初就天然伴随了“两个结合”的过程，而这一切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各类译著与论著文本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然而，遗憾的是，在历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历程的成果中，除个别译本原作之外，少有在中国早期革命思想起源研究中，将其视作必不可少的研究佐证史料，更遑论深入研究或充分引征历史上承载马克思主义传入的相关译著本文献。这或许是这些史料长期深锁藏馆、不易一见之故。2021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田子渝、徐方平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著作丛编（一九二○—一九二七）》（以下简称《丛编》），这是一套大型原始资料丛书，全本影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各类译著与论著151种（分五编四十五卷），在历史研究的史料类型上可视为文本史料。现在幸得《丛编》（含后出的《精粹》）的公开出版，使当代研究者可以站在新时代的高度，窥探其中蕴含的丰富理论资源，“亲历”文献遗存的历史语境，以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早期中国化的思想变迁和中国早期革命思想起源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早期图书文献，其文本类别包括译本、释本、著本等，其中译本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迻译，释本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论述著作的翻译，而著本则主要是中国本土学者自撰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丛编》所收以译本占比最大。这些今日以影印方式呈现的译著本，当年只是流通于社会书肆的一种理论读物，却一时成为有识之士的一种思想力量，尤其是激发了一批有志于改造中国社会的先进人士的阅读想象。显然，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本或著本，在建立前后中国社会变革局势下，对思想界和政治界来说，都是一种不曾听闻的空谷足音，它为中国人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及其关系开辟了新境界，构成中国先进政党和进步人士精神世界的思想渊薮。

　　自从中西文化交通以来，特别是晚清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人接触域外的知识，大都局限于器具技艺知识层面上的引介，在更高追求层面上，至多是对西方政制怀抱钦羡的政艺知识的译述，这就是时人所谓的“西学”。这些“西学”译著，与中国传统古典知识存在较大差异，梁启超光绪二十二年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就说：“今以西人声光化电农矿工商诸学，与吾中国考据词章帖括家言相较，其所知之简与繁，相去几何矣。”中西知识形态原属不同系统，并无高下之别，主要在于其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不同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要求。但无论如何，“西学”的引入，对晚清以来国人近代意识的觉醒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之相较，进入1920年代，经历了五四运动启蒙思想的洗礼，中国先进分子对“西学”译著的要求，已超越了此前的思想境界，出现了社会理论关注对象的革命性转向。说它是“革命性”的转向，那是因为此“西学”已经不是彼“西学”，此时来自域外的知识与学说，已不再是那些“声光化电”之类技艺性的读物，而是具有引导改变中国社会政治走向的理论武器，这种理论武器就是译本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丛编》收入的马克思主义译著文献，虽然译自苏德英美日等不同国家，就其思想精神原“产地”而言无疑是来自西方，但这些译著的思想性质，显然已不同于晚清以来的“西学”，它所回应的正是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理论需要。

　　历来叙述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思想所带来的变化，大都聚焦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论著译本的启蒙作用。晚清对国人影响巨大的“西学”译著，莫过于《天演论》和《民约论》。其中法国思想家卢梭《民约论》（今译《社会契约论》）的民主主义思想，就被看成是近代中国民主思潮的滥觞，亦即所谓“蕴藏的民主、共和、革命的话语理念，在此后并构成了近代中国行进的主旋律”。卢梭的这部政治理论著作，在晚清曾有过不同的译本，如1898年上海大同译书局以《民约通义》之名出版的译本、1902年上海文明书局以《路索民约论》之名出版的译本等。这些不同译名的译本，已成为日后人们观察晚清以来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流行的文本史料。晚清启蒙思想家严复翻译了一系列西方思想理论著作，这些在版本上被称之为“严译”的译书活动，开启了一个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译书鹄的之时代，其中尤以《天演论》对中国振衰起敝发挥了警醒作用，其他的如法国孟德斯鸠《法意》（今译《论法的精神》）等一系列译著，将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引入中国，对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具有积极的启迪意义。这些译作在中国思想界的出场，正合晚清以来国势凌夷之际，有识之士拯救危亡的思想之需，1902年徐维则编《增版东西学书录》时如是说：“庚子变后，学界萌芽……公哲士夫知改造社会与输入文明之二大要素非吸取各国新思想不为功。”但是，这个时期译界所提供的“新思想”，还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范畴，虽然随后发生了辛亥革命，国体政体的转型并没有使中国走上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道路。尽管如此，在中国建立之前，这些译自西方的理论学说，实际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较成规模的译述与出版作了前驱。

　　“西学”通过译述方式，在传统士人中传递了一些新思想新观念，无论是早先的经世派、洋务派，还是其后接续的改良派、维新派，都多多少少将这些思想融入政治观念和政治活动之中。但是，“西学”的思想传播与理论实践，并没有使中国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国家富强，中国社会需要来一个根本性的改造。这种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观念，时人对此并不讳言。1917年8月，青年在与黎锦熙的信函中，试图“言天下国家之大计”，而所谓“大计”，就是寻求解决社会变革的“大本大源”的问题。尽管此时还停留在以“心力”应对社会变革的思想层面，但他已经认识到从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以来，大都“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变革中国并没有成功，因而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就需要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何将思想意志付诸社会实践，以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在那里还有一个理论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与理解。

　　早期思想的这种变化现象，在中国创建前并不是孤例，一批早期信奉思想的革命先驱，开始对来自域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产生兴趣，恐怕与这类理论著作在国内的陆续译介有莫大的关系。《丛编》中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译著，正是这种理论兴趣的文献证明。《丛编》所收文献显示，知识界的理论兴趣无疑已突破了此前“西学”思想能量释放的局限与范围，转而将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鼠标”，点击在中国革命政治实践的难题层面，特别是不久之后为因应中国政治思想建构的亟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为引领时代思潮的标识。

　　1921年7月中国的历史性诞生，是现代中国最具革命性的重大事件。创建的政治动因及其历史条件，既有国内外政治时局的刺激，也有域外先进思想理论的孕育。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几经曲折，来自域外的各种理论也几番涌入，这个过程经历了晚清以来的一系列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博弈，尤其是几次社会变革都试图从域外寻找理论依据。这种现象正如日后王亚南所说的：“中国讲‘维新’，讲‘改革’，讲‘建设’，是同西欧资本国家势力接触不久以后就正式开始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存亡的现实，迫使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为民族存亡而浴血奋斗，试图从西方先进思想学说中寻找改造社会的拯救方案。中国社会在因应政治变革、重塑社会的大潮中，推动了域外哲学社会科学译介的急遽增加。尤其是在创建之后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勃兴时刻，世界性的社会主义思潮，通过译介的传播方式，适时地涌入中国思想界，为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提供精神食粮。这种精神食粮的历史文本，在《丛编》中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丛编》所收马克思主义元典的译本，以及相关阐释的理论著本，都已超越此前译介的“西学”论著体现的思想藩篱，将中国现代政治理论走向，纳入马克思主义主导的思潮轨道，构筑起中国革命赖以持续发展的思想基础。

　　《丛编》所收的译本与著本在当时流通过程中到底阅读容受范围有多大，今人当然不易全面了解，但通过当今史学研究方法，诸如阅读史、书籍史的研究，当可略尽其中的情形。已有的研究显示，早期者对《丛编》所收的《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马克思主义元典，大抵有过精深的研究，并且在“他们的论述中反复引用”。早期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憧憬，是他们政治信仰的初始基础。对于社会主义理论，《丛编》所收的各种版本显示，尽管内在理论诉求并不完全一致，但社会主义在当时却是一种世界性思想运动，其中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更是一种革命性的理论。面对当年的政治时局，创建时期的政治方向和奋斗目标，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起一种新型社会制度，以此改变千百年来处于底层社会的广大民众的生存状态。因此，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既是政治思想中的一种信念来源，又是政治革命追求制度性建构的实践原则。没有此时此际面对未来发展构想的科学社会主义传播，也就没有政治革命对新型社会制度的建构。马克思主义是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通常情况之下被概括为包含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构成，但各个理论构成所要揭示的则是直指未来理想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的发展方向。就此而言，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不能不从社会制度建构的层面，讨论如何以革命的方式实现人类文明史上新型社会制度的建构路径。因此，唯物史观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政党理论、社会革命理论等，都成为政治革命总体理论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丛编》对这方面的文献几乎悉数呈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状态由此可见。

　　因应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以作为革命思想的指导，这是思想理论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上的重大问题。对此，相关的研究论述，学者已有众多的研究成果，此处不再赘言。应当说，《丛编》的出版，再次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情景，通过挖掘搜寻遗存文献的方式，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作为史料文本，“重新展示”是在时过境迁的时代语境之下的历史出场，它带来学术上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是通过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完整的译介文本的观察，可以审视中国早期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者，到底可能阅读了哪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这种阅读是如何改变阅读者日后的思想观念的；二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译介文本再次呈现于当代，让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能够回望历史的传播经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渊源，从而构建起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当然，《丛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史党建学的学术体系构建上，霑溉学人之处甚夥，从中可以开发出诸多新的研究领域，思想史的还原、阅读史的探微、书籍史、词汇史、概念史等的研讨，都可以从中受益。《丛编》所收文献，无论是在历史观察领域，还是在理论构建领域，都不仅是中国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性出场的最初思想渊薮，也是后人学习、探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得以依凭的思想渊薮。

　　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底色布满“革命”的色彩，但革命因政治性质的不同，其最终结果大相径庭。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兴起，改变了革命的政治演进轨迹。这个过程显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在中国革命进程转捩点的相遇，不仅标识中国现代社会政党发展史的一个政治结构巨变，而且显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自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社会、在中国思想理论建设中理论旅行的新历程。这个新历程是相对于晚清以来对资产阶级理论论著译介而言的，其中的区别凸显出马克思主义论著译介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特殊价值。尽管晚清以来诸如《万国公报》及梁启超等人，都已提及马克思的名字和零散论及社会主义某些知识，但较为整体地和成规模地进行马克思主义论著译介，并且在思想理论界形成具有政治传播意义的译介，恐怕还得以1920年代作为一个基本的时段。《丛编》所收文献就是起始于这个时段，应当说既符合中国社会政治发展需要的历史实情，也符合文献遗存状态的历史实情。编者将1920年出版的陈望道译本《宣言》列为《丛编》首篇，试图提示早期马克思主义著作较为完整的译介，正历史地适应中国运动兴起的需要。

　　对于时下学人来说，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历史状况，“历史实情”具有思想史还原的意义。所谓的“历史实情”的思想史意义，主要指的是后人考察马克思主义早期译著，在思想建设史上产生的作用，往往会以后见之明的方式来叙述。这种叙述结果的思想史意义，往往并不是历史原生性存在，反而可能是事后的揣度。这样一来，对思想史变迁的理解出现偏差就不可避免。因此，要客观真实地还原思想原生状态，就不能不从分析马克思主义早期译本入手。无论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还是早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思想史，如果要书写趋近真相的思想发展轨迹和原始面貌的历史叙事，就应当将原初文献作为首选纳入分析对象，这样才有可能构建起具有历史真实的思想史。《丛编》影印出版的文献，正好提供了反映时人在思想场域中如何应对和思考中国问题的原生态史料。“原生态史料”虽然只是一种隐喻性的描述，但这种性质的史料在任何时候都是构建真实思想疆域的支撑性材料。

　　从版本角度说，马克思主义早期译著的原生态史料，是以这种史料出版最早的年代为标识。版本标识的年份，是这种史料流通社会并可能发生影响的年份，思想史的意义及其传播，只能在这种年份中开始实际上的本土场域的理论旅行，而后来者观察这种理论旅行的轨迹，不得不利用此类版本记录所提供的历史信息。《丛编》收入的无论是初版本，还是再版本，或者其他版本，只要出版时间是在“早期”范围，无疑都可以当作原生态史料看待，这是《丛编》在史料意义上的独特价值。正因为《丛编》具有如此特征，以至于《丛编》所收的任何一种文献，都可以在特定范围内，提供某种可被叙述的原生态思想场域。也就是说可以有如触摸的方式，“亲历”其中保持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译著的原有思想状态，一旦探究这种思想状态的原生价值，既是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出发点的叩问，更是对早期思想史为何此时此际发生的询问。进入原生态思想场域，意味着思想史研究不能以后见之明的方式来观察思想的生成与变迁，而必须维持思想状态的原生意义，将视角放在时人认识问题的实际思想程度与思想范围之中。就如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早期”的认识程度与范围，与稍后一段时间乃至到1930年代就存在差异，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历史原因，实际上就是实践语境和理论语境发生了变化。

　　在《丛编》所收的马克思主义早期译本与著述中，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译著，从1920年4月社会主义研究所出版的冯自由著《社会主义与中国》，到1927年6月民智书局出版的胡汉民译《社会主义史》为止，明确题署“社会主义”之名的共有18种。就《丛编》所收出版时间最早涉及社会主义的著述而言，《社会主义与中国》一书显示时人对社会主义的独特看法。书中所论及的社会主义理论问题，其中相关知识显然是中国传统典籍所不具备的，至于来源于域外的何处，书中并没有交代，但应当主要借助于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论著，因为作者有着在日本接受高等教育的经历，并且这个经历正与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盛行相吻合，从中可见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对此时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但在著者的理解中，社会主义思想被局限于孙中山的理论范畴中，他认为“什么叫做民生主义呢？原来就是社会主义的别名”。因为著者将“民生”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因此在论述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时，生产参与程度和生产分配方式，就成为进入理解社会主义的理论入口。书中写道，社会主义“可以拿最浅白的话略为解释。社会主义最初的实行方法，就是尽人皆工。马克斯说不作工不能得食。现在俄罗斯苏域Sovict共和国宪法也明载此条。共产派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集产派说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两派对于生产物分配的方法虽各不同，但对于个人作工的义务都一样的见解，可知社会主义的最大纲领就是劳工问题。若能使全国人民一概化为劳工，除了劳工以外并无其他的阶级，社会主义的目的便可渐渐达到”。在“早期”这个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论述，在时人的理解中，不能不与当时的政治思潮相联系。《社会主义与中国》一书虽然综述了世界社会主义各种流派，但一旦进入自身的认知视域，就往往受制于时代政治理论思潮的规约，此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理论余绪的演绎。

　　对社会主义认知这个事例，向我们提示的正是一个思想史研究问题，就是强调在分析中国革命思想史上的思想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不能超越时代的社会语境，尤其不能超越政治实践的语境，更不能超越理论认知水平的语境。只有通过原生态文本史料的分析，才能够揭示较为可靠的思想史面相。时人对译著的阅读，甚至即便是译者本人，对译著文本的解释或理解，往往与译本的内涵表意并不完全一致，其中的认知制约是相当复杂的。因此，从思想史研究追求原生意义层面而言，显然不能将译文内容的思想表意，直接当作时人（包括译者）的认知体现，这种认知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应当将思想发展进程的前后状况进行比对才有可能厘清。

　　如果要观察社会主义思想在译者的年代，时人到底是如何理解其中的要义，译本当然是首要的分析依据。尽管译本存在翻译准确性以及思想表意到位与否的问题，但在译文的意指上，无论如何都不至于偏离原文太多（误译除外），而人们可以借助译文的阅读了解其中的思想文意。就如《丛编》所收有关社会主义的第一个译本《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对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部分内容（第三章）的翻译，但译者对所译内容的理解与译文表达的思想意蕴并不完全一致。译者郑次川在序言中论及社会主义缘何发生时称：“近代产业愈发达，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亦愈生束缚与矛盾。此新生产力，竟超过资本家的生产法而发展。抑此生产法与生产力之矛盾，非若邪正之不相容，为胎胚于人心者，亦非由于吾人之意志与行动者，盖全体存在于吾人以外客观的事实也。近世社会主义，不过为此事实的矛盾，对于思想上的反射作用；先发生于劳动阶级心中，即直接饱尝痛苦之阶级心中。”照理，顺此理解社会主义之所以兴起的社会经济原因，就可显示这个年代的基本思想认知状况。但是，译者却借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事例，用以阐发社会主义思想，其中说：“孟子之主恒产，许行之倡并耕；亦有合于社会主义之学说。然皆在政治上立论，未从经济上着想也。至太史公传货值，以一切人事，归本于财用，其说与近世唯物史观，若合符节。独为难得之创见，惜其未以之成一家言。班固乃讥其重势利而轻仁义，俗见又目为愤激之谈，此种学说遂以不昌。”尽管译者随后也谈到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是因应了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需要，但以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社会理论作为“导读”，其效应不出两方面的可能性结果：一是因附会而可能曲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理论本真内涵；二是可能误导人们以为社会主义是中国古已有之的遗训。这些可能性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其在思想史上的存在，往往又会以隐匿性观念释放其中的意义。这种可能性结果已是一种事实存在，其到底多大程度上对时人的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恰恰是现代思想史研究不可或缺之处。因此，研究现代思想史就必须以这种具有以原生态形态保留下来的史料为基础，才能真切地揭示思想场域的原有面相，不至于发生时空错位，以后见之明论述思想历史的本相，这或许就是《丛编》收入此类文本史料的真正价值所在。

　　将对社会主义的想象同中国传统社会理想混同而谈，既非译者郑次川的首见，亦非近代思想史上的孤例。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五年的《自由书》中，专门列出一节谈论社会主义，其中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檃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后引王莽诏令和苏洵论述，以证社会主义为“吾中国固夙有之”，“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近人多能言之矣”。这种比附，应当不是笔端多带感情的随意记录，而是近代中国特定时期思想界对社会主义认知的事实叙述。这样看来，晚清以来思想界诸多智者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大都无法超越此类论述的藩篱，“多能言之”显然就是一种感受深刻的明证。梁启超的论述尚且如此，遑论诸如郑次川这样的思想界的知识制造者了。当然，这绝不应该苛求，更不宜事后进行超越时代的论定前贤的思想探索。相反，这正提示我们对特定时期的思想史发展状况进行评估，不能不依据原有的实际情形进行论述。所谓实际情形的物质载体，无疑就是以原本状态遗存的文本史料，而《丛编》的编纂则提供可资今人亲睹的史料，这也无异于让人可以“亲历”文献所展示的思想历程。

　　对社会主义在特定时代不同认知问题的研究，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解释性个案。即便如此，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情形看，《丛编》还可以作为进一步追寻社会主义传播的思想史研究载体。《丛编》所收文本史料起始于1920年，这一时期前有戊戌维新运动以来思想史的积淀，后有因马克思主义传播而历史出场的思想的起源，并且《丛编》所收文本史料下讫1927年，又与这样一种政治实践的思想变迁相衔接：“随着人在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中的失败，许多左翼知识分子转而根据中国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社会体制，重新思考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逐渐被包括学生在内的广大知识群体接受。”显然，随着的逐步成长壮大，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但这个过程是建立在《丛编》收入的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思想文献的传播效应之上。因此，如果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如何逐步地被中国社会所认识和所接受，就不能不将这种研究安置在《丛编》中社会主义文献所呈现的思想场域之中。

　　从思想场域中去发现社会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不但可以理解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初步历史面相，而且也可以与社会主义理论随着中国革命发展而不断成熟进行比较。《丛编》中的社会主义文献，因大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早期历史性出场的译本，无论译品出自何种语种，也无论翻译质量如何，总是在原著基础上进行的汉语转换，成为可读可阅的理论读物，译本文意不可能或不应当远离原著的基本蕴意太甚。但是，建立在对译本解读基础上的认识，显然会受外在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不同理解。早期中国思想界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就像前面述及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译者的解释，显然反映早期中国思想界某种层面的认知水准。但是，恰恰是这种水准的认知现象，可以用以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后来的发展作比较，以显示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程度。1930年初，吴黎平在所著《社会主义史》的序言中说：“广大群众对社会主义的兴趣，无疑地是不绝增加着。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学说，究竟是怎样沿革下来的？社会主义的根源和实质，究竟是怎样？乌托邦的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区别，究竟在哪里？社会主义对于各种社会问题的正确解决办法，究竟如何？目前全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思潮，究竟成何形势？”这些问题的提出，显然已不再是停留在《丛编》所收的那些早期单纯译介层面的理论思考。吴黎平根据马克思1864年致恩格斯一封信中对社会主义的解释，概括社会主义（作为的初期阶段）的终极目标为：“（一）消灭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而带有这个制度的一切结果底旧社会；（二）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三）承认唯一的实现这种目标的方法是经过必要的革命阶段，以至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党人在此时（20世纪30年代）解释社会主义理论并对未来新型社会制度的理解，这种理解显然已超越了此前时人对译著的理解水平。尽管如此，任何理解及其比较往往都是互文性的，也就是说，这种理解不能不与《丛编》所收有关社会主义文献存在相关性，因为《丛编》所收的社会主义译著文献，是时人知识仓库不能不容受的理论读物。

　　从《丛编》所收篇目可以发现，以“社会主义史”为名的译著在此时此刻大量涌现，蔚为大观。《丛编》收入三种与吴黎平所著同名的译本和著本，分别是英国克卡朴（今译柯卡普）原著、辟司（今译皮斯）增订《社会主义史》，李季译，蔡元培序，1920年新青年社出版；国人孙倬章著《社会主义史》，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德国俺·亚伯（今译麦克斯·贝尔）著《社会主义史》，胡汉民译，1927年民智书局出版。这三种译著都是吴著出现之前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本与著本，其中胡汉民译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史论著，李季译本与孙倬章著本对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介绍与叙述各有偏重。李季译本主要将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运动”，并且强调这种“运动”在历史上的意义，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运动，也是经济思想中一种系统”，这种“运动”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贡献在于：“已经使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观盛行于世”，“已经使政治经济学的道德观，范围大加扩充”，“已经极力把贫民的主张明白表出于文明世界之前”，“对于现在的社会经济制度已经下了一种详细的批评”。但是，一种有趣的思想史现象在此再次出现。对于译本文意所表达的内涵，蔡元培在为此书所作序文中，似乎无法割舍中国“古已有之”的思维，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附会到中国古代思想之中，认为“我们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其证明就是《论语》、《孟子》、《周礼》中有关社会理想的论述。在国人初步接触社会主义思想之际，以古附今的思维方式显然不是一种个别现象。对这种现象为何形成，特别是传统的大同思想，为何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思想在现代中国的缠绕，作思想层面的比较分析，应当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

　　入选《丛编》的译著作为一种史料平台，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早期变迁轨迹的研究，可以最大程度地借助《丛编》所提供的文本史料来分析其中的历史细节。孙倬章所著的《社会主义史》，虽然不是一种译本，但正因为不是译本，反而透露出时人了解社会主义思想的出处与原由。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译介，自晚清就已开始，但相对较零散，相关的思想信息大都散布在杂志或报纸上。最早将社会主义译为“养民学”、“安民新学”等，在光绪二十五年李提摩太译英人颉德（今译本杰明·基德）《大同学》中，就已出现在汉语世界中，其译文中的“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一语，早已为今人所熟知。前述同年梁启超撰《自由书》，已径直用“社会主义”一词且将其作为讨论问题的对象。这种译名以不同的汉语字符表达，显示社会主义思想初步进入中国时国人表现出的陌生状态。1901年《译书汇编》摘刊日人有贺长雄《近世政治史》，其中有“悯贫富之不等，而为佣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者，谓之社会主义”、“中国古世有井田之法，即所谓社会主义”等说法。这些说法在晚清民初的一二十年间，几乎左右着国人的基本认知。这是一种有关社会主义知识的历史积累过程，而正是有了这种知识积累过程，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才有可能逐步被国人所接受。社会主义知识的历史积累，也对社会主义理论论述的逐步成熟发挥催化作用，以至于像孙倬章《社会主义史》的成书，也不得不承认该书的编撰，是“不得已，乃于各新出版的书籍和杂志中，搜集编入”。将孙倬章所著与吴黎平所著进行比较，就可以明显看出国人对社会主义思想要义理解的时代差异。

　　以社会主义之“史”的译著文献作为典型事例，来观察《丛编》史料在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史——其中既包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思想史半岛官方体育，也包括中国早期理论建设发展史——的价值与功能，应该说是《丛编》为学界提供了一个研究问题的原始思想史料；或者倒过来说，任何试图进入原生态思想场域的历史探索者，《丛编》都为之敞开了一扇宝贵的文本史料大门。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像社会主义之“史”的文本史料，只是《丛编》中的一个部分。实际上，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历程看，《丛编》中社会主义史这部分文本史料，在史料层面上有助于观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始末，并因此而理解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所以，不了解《丛编》所收的社会主义历史文献，就无法了解马克思主义整体发展的历史态势，当然也无法了解晚清以来中国现代思想是如何转型，更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何能够成为思想理论建设的指导思想。就此而言，《丛编》所收的文本史料的价值与意义，既体现为一种呈现现代思想场域的知识源头，也体现为一种搭建学术对话与交流的思想桥梁。

　　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思想史研究来说，或者对于中国理论思想史研究来说，任何一种相关的文本史料及其存在方式，在中国革命思想史论域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功能与学术价值。《丛编》所收马克思主义早期汉文译著本，可谓皇皇巨制的文本史料汇编。这些丰厚的宝贵史料，对深入理解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历程的内在逻辑，具有其他史料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就像任何史料一样，在历史研究的哲学意识上，收入《丛编》的文本史料，只能被视为尚未开发的知识仓库。当知识仓库还处在未被梳理、未被利用的时候，它总是以沉默的姿态面对任何一位探访者。它既不会主动讲述历史的曾经，也不会自动告诉猎奇探访者应该如何进行历史对话。因此，大凡试图充分利用《丛编》史料的研究者，都不能不尽其可能发挥规范化的探究技巧与手段，在史料的深处激活历史灵魂，让《丛编》彰显其拓展研究视野的学术功能。

　　那么，《丛编》又能为当今研究视野的拓展营造何种学术场域呢？近年来，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各个方面的研究都获得了长足进步，这种进步既有得益于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又有得益于研究思维和研究方式的转换与突破。新史料的出现仅仅提供了研究得以重审问题的可能，而研究思维与方式的新发见，却能够在长期形成的常规性学术藩篱中实现突围。如何在把握问题意识上有所捕获乃至有所创新，对《丛编》所收的文本史料进行仔细梳理，或许能为研究者带来别样的助力。《丛编》文本史料对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思想发展历程，能够起到支撑多功能的历史解释作用，诸如哲学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社会思想史、文化思想史等这些传统思想史研究范式。但是，从当代史学发展新趋势来说，《丛编》文本史料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为史学进步提供多重阐释的史料支持。由于《丛编》收入的大都属于理论性译著，时隔数十年乃至百余年，这些译著已成为一批可供当今研究的文本史料。这些史料具有思想理论的承载特征，在历史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思想史以及思想史——的研究中，这些文本史料显然更适合于支持涉及思想、理论、意识、话语、符号等文化意义上的阐释性研究，而相对不适合用于具体事件等史事范畴的实证性研究。如此一来，当代史学领域的新文化史研究方式，或许可以成为思想史分析的入口或选项，而《丛编》中的文本史料正可成为支持这种研究方式的文献来源。

　　新文化史研究是近三十年以来国际上兴起的一种史学思潮，其研究方式的典型特征，在于“一方面，它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新文化史在方法上借助了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新文化史研究与一般史学的事件史研究不同，其问题切入点存在差异，新文化史研究关注研究对象蕴含的思想表征与意义价值，而不能够像事件史研究那样进行实证性研究，既不能用数据计量方式进行分析，也不能用社会经济剖析的方式进行论证。那么，《丛编》文本史料能够在新文化史研究范畴中，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思想史，或者早期思想史提供何种拓展视野的研究路径呢？新文化史研究含括研究类型较多，视角亦广，兹仅以阅读史为分析对象。

　　《丛编》收入的所有文本史料，无论译本，抑或著本，当年都是作为理论读本流通于世，其中当然有的可能因政治制约因素而流通不广，有的可能只是从事某种活动职业人士的特殊读本，但无论如何都是作为一种可供阅读的物品而存在。这些理论读物要发挥思想性功能，首先就必须进入人们的阅读领域。研究书籍与阅读的关系演变史，就成为阅读史的研究任务。阅读史是新文化史研究方式之一，虽然阅读史缺乏固定的学科定义，但学界承认“如何将阅读‘历史化’，把阅读行为放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与脉络里考察，以期可了解过往先行者多重多样的阅读经验及其实践，实是对史家技艺的挑战”。阅读既是一种日常行为，也是一种历史过程，如何将这种行为或过程纳入历史研究的视野，就必须“历史化”地构建读本、阅读、读者的三重关系，并且探究三者之间的变化。由于阅读现象是已逝去的历史，对此现象所遗留的历史记录稀缺，复制阅读现象变化过程就变得十分困难，所以“如果指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解释所有这些变化的公式，那就太过分了”。

　　但是，从研究规范来说，阅读史研究得以进行下去，首先必须考察阅读对象即读本的存在。就此而言，《丛编》文本史料的史学价值，正在于为阅读史研究提供了基本读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读本，如何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或党人的理论读本，实在是有史实可征。《丛编》收有1920年8—10月分别出版的《科学的社会主义》、《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近世经济思想史论》、《社会主义史》等，这几种书甫一面世，就在11月份被时在湖南组织文化书社的所接触或阅读。同月7—9日在长沙《大公报》连载《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其中就专门列举这几种理论书籍。之所以列举这些译著，当然是因为这几种读物的适时出版，但实际上也出自于一定的阅读考虑，因在思想观念中对这些书籍的阅读价值已具备相应的知识认同。12月1日，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信函中，表达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主张进行“俄国式的革命”。正是这种政治观念的内在性积蓄，才有可能促使对马克思主义译著读本产生兴趣。显然，研究诸如这样的中国早期者政治观念的形成，可以从追踪其马克思主义译著阅读史入手，由此揭示其中的思想历史因缘。

　　《丛编》为阅读史研究提供文本史料支持，并不仅仅局限于出版现象的考索，更为重要的是要从阅读史研究中发见阅读背后的思想史意义。因为就阅读史研究而言，其目的在于“让研究者留意到文本要经过读者阅读才会产生意义，要经过此传递的过程，文本所负载的意义，才能成为所谓思想或文化的一部分，而在特定时空的社会当中发生效用”。研究中国早期进步人士，尤其是早期者阅读当时所能见到的马克思主义早期译著，目的在于试图从中获取阅读者思想观念转变的基本信息。就像《丛编》收入的第一个完整中文译本《宣言》、柯祖基（考茨基）《阶级争斗》以及克卡朴（托马斯柯卡普）、辟司（皮斯）《社会主义史》，就曾孕育了早期者的思想政治意识。1936年夏秋间，应爱特伽·斯诺的采访时坦言，因阅读了以上三书，自己在建党前夕，从理论上以及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建党后的早期，许多党人同样阅读过《丛编》所收的其中一些译著，这种阅读产生的思想回应，在阅读史研究上同样不可忽视。在延安时的彭德怀曾回忆说，1926年之前自己就已读过《宣言》、《阶级争斗》、《资本论大纲》以及同样收入《丛编》的《新社会观》。彭德怀坦承，正因阅读了这些理论译著，毅然放弃原本的悲观情绪，“开始怀着一种‘社会一定能被改变’的新的确信”。阅读这些书籍时彭德怀尚不是党员，还只是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的军人，但他居然组织士兵委员会，“开办了政治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课程”。这种因阅读而形成的思想变化现象，当是阅读史需要深入挖掘的课题。

　　《丛编》以影印保真方式汇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译著，这对阅读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可“亲历”的文献实物。阅读史研究针对这种“文献实物”，至少需要探寻当年哪些人阅读了其中某种译著，更为重要的是分析某种译著的基本内容，揭示相关内容对阅读者带来了何种教益。尽管在实际研究撰述中，《丛编》中的影印译著本可便于分析其中的内容，但如何才能够探寻读者的思想反应就十分不易。毕竟阅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的行为，并且是读者（或读者群）重新构造文本意义的行为。如何才能够揭示读者的阅读反应，对阅读史研究来说，是一项艰巨的学术探索，其中不能不涉及“阅读文本、阅读实践、阅读心理、阅读反应”等文化层面的分析性问题。对此，新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在《阅读史》一文中列出五种解释的切入方式，诸如通过利用自传、书信、日记、书目、图书广告、图书审查制度等历史记录资料展开研究，揭示阅读过程中读者反应的思想变化等。但是，这种揭示显然受到阅读本身史料的制约，许多历史问题无法得到真切的反映。即便如此，像《丛编》这样的文本史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阅读史研究的基础性史料，关键是如何有效地唤醒《丛编》文本史料通过读者（或读者群）来讲述历史的动力。当然，“唤醒”功能并非《丛编》的唯一价值，在现代史学的广袤空间中，《丛编》文本史料的使用功能，还可以支持探索多层次多路径的研究方式，在高层次视野中，“亲炙”《丛编》蕴含的思想资源，“亲历”其中的思想旅行，从而拓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中国早期思想理论建设史研究的新的学术路径。

　　显然，《丛编》文本史料本身并不能自然促成研究视野的拓展，但没有《丛编》文本史料的存在，同样也谈不上拓展研究视野，这正是《丛编》编纂和出版的重要性。历史学认识论域的经验不断提示，任何一种历史现象的发见，不但需要史料的挖掘，而且需要史学家能动性充分介入，史料只是为这种介入提供必要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丛编》呈现的文本史料，正好为史家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驰骋的舞台。就此看来，并不能将《丛编》仅仅视为史料，而同时应将其提升为促成思想史对话的潜在主体，因为只有这个史料主体存在，中国革命思想史研究才能够被转化为一种能动性的致思过程。

　　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领域，或者在中国早期思想史研究领域，史学致思方式的选择余地广阔，而《丛编》文本史料可供拓展研究的资源正是多方的，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论及的阅读史研究。当今史学进展显示，历史研究已不再任由传统实证史学单向度操盘，更何况思想史研究，尽管不能不承认实证史学是所有史学研究中最为基础性的方式。但在史学研究方式发生认知转换的当代，中国革命思想史研究的学术突破，正可吸纳新文化史研究领域的诸多解释进路，以求历史解释的空间扩展。当代史学新趋势中的社会史、记忆史、情感史、概念史、书籍史、话语史等研究方式，在不同层面都可以介入思想领域的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丛编》收入的译著，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成为这些研究的史料来源。总之，面对鸿篇巨制的《丛编》，拓展革命思想史研究空间的学术诉求，探寻思想存在的多层次阐释路径，对史学从业者而言无疑是一种历险与挑战。

　　作为一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为主要内容的史料汇集，《丛编》编纂者历十数年搜寻之功，足迹遍及海内外藏馆，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汉译及著述的早期版本，在今人可见可知的范围内，搜罗近乎殆尽。这些早期版本含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诸如唯物史观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阶级斗争理论、社会主义理论、中国革命理论、工农运动理论、社会改造理论、妇女解放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中西文化理论等。为了今人研读方便，《丛编》为此对每一种译著加撰提要式的“说明”，解释其中的论述要义、文本信息、传播始末、版本源流等。尽管还存在不周全之处——如收入《丛编》首篇的《宣言》全译本，对于这个“用于社会政治活动的公共文本”，其在历史上的几种全译本并未介绍完整，但对某些译本在思想理论建设上的重要性，则挖掘相关史料信息给予体现——如对《新社会观》的“说明”，十分有助于人们对此译本在中国革命思想史上特殊地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