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的重要时期。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深刻指出，“十三五”时期的发展，既要看速度，也要看增量，更要看质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在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提质增效升级，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要深入持久地实施品牌战略，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品牌。

　　品牌是质量、创新、标准以及知识产权、诚信体系、商业模式诸方面综合内涵的集中体现，在市场竞争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现阶段，我国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绝大多数产品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进入以品牌体现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综合实力的竞争深化阶段。习多次强调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充分揭示了发展品牌经济的现实意义，指明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借助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世界工厂”地位。但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人力资源成本快速上升，经济发展中“人海战术”的边际效应在递减。与此同时，企业竞争以价格竞争为主要策略，以满足大众排浪式消费，也不利于维持我国长期竞争力。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8000美元，已进入品牌消费时代，高端品牌需求旺盛；但在另一面，国内供给低端过剩、高端短缺的问题比较突出。近年来国内消费总体不旺，但境外消费年均增长25%以上，2014年境外消费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占到整个社会消费总额的3.5%以上，导致财富国际转移。品牌竞争反映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实质上是抢占市场、争夺资源的竞争，先发国家往往通过品牌垄断，打压后发国家向产业链高端攀升，大大超越了简单的价格或质量竞争，更是对我国产品市场向中高端迈进提出了严峻挑战。

　　世界发展经验表明，品牌经济以品牌为核心，整合各种经济要素，带动经济整体运行效率提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崛起的过程中，都相继伴随大规模品牌化的过程，这一阶段也是综合国力、质量效益、国民福祉提升比较快的时期。例如，韩国崛起就依赖三星、现代、等一批优势品牌，“德国制造”更是高质量的象征，均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品牌形象，带动了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跃升。目前，我国虽然是一个产品大国，但却是一个品牌小国，品牌创建意识和能力总体不强，自主品牌出口比重略高于10%，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与此相关，多数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微笑曲线”底部，资源、环境代价大，产品附加值低，赚的是辛苦钱、血汗钱。这也是我国人民“勤劳不富裕”的重要原因。低要素成本优势趋于弱化表明，现阶段我国要提高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必须深入持久地实施品牌战略，努力使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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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是“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任务。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要求，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的迫切性。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培育壮大品牌经济，必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层次由中低端向高端迈进，提升中国制造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提高我国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在保持中高速增长中实现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

　　发展品牌经济，市场是根本力量，必须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引导企业积极开展品牌创建，潜心专注品质提升，通过做优品质、做强品牌，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但从各国实践看，发展品牌经济仅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在实施品牌战略中的导向作用至关重要。

　　从国内实践看，一些地方通过持续实施品牌战略，在转方式、调结构、增效益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早在2005年，浙江省就明确走品牌发展之路，引导企业确立品牌意识，积极倡导培育品牌、提升品牌、经营品牌，做到无牌贴牌变有牌、有牌变名牌，注重培育中国驰名商标和名牌产品，着力打造品牌大省。10年来，浙江出台一系列促进品牌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拿出真金白银支持品牌创建，品牌大省建设成效初显，知名品牌总量在全国位居前列，引领经济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山东省青岛市上世纪80年代通过“创金花”活动创建品牌城市，拥有海尔、海信、澳柯玛、青啤、双星、青岛港等全国乃至世界闻名的品牌企业，品牌经济总量接近全市工业半壁江山，成为全国知名的“品牌之都”，大大提升了城市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安徽省近年来实施加快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4105”行动计划，深入实施质量品牌升级工程，大力促进品牌经济发展，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

　　从国际经验看，许多发达国家通过政府有效引导，重视推进国家品牌建设，成功实现了向制造强国和经济强国的转型。德国制造、日本制造曾经是质量低劣的代名词，但两国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逐步在国际上形成了良好品牌声誉。德国实施质量和品牌促进政策，严格制定实施质量标准化制度，大力资助和扶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保证了产品品质，确立了“德国品牌、质量一流”的国家声誉。日本实施“品牌发展支持事业”国家战略，制定“好设计商品选定”制度，并确立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推进产品和服务的高附加值化，极大地提高了产品质量水平。韩国于2001年建立了世界一流品牌发掘与培育制度，2009年又成立了国家品牌委员会，目的是在最短时间内培育更多全球一等品牌、一流企业。美国设立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通过国会立法、总统颁奖，推动质量品牌提升。在品牌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持续发酵下，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保持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同时还有效输出推广了本国的文化和价值观。

　　当前，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各行业的研发能力、技术装备、工艺水平、营销手段等已今非昔比，随着劳动力代际更替和教育培训水平的提高，劳动人口素质持续提升，正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国内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个性化、高端化需求日趋明显，现阶段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品牌化发展的产业技术条件、劳动力素质保证和市场需求牵引。可以说，实施品牌战略，培育品牌核心竞争力，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是顺时而为、顺势而为，也必定会大有作为。这需要各级政府在发展实践中树立品牌导向，坚定不移实施品牌战略，打造品牌经济。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引领经济新常态，迈向发展新境界。

　　实施品牌战略，发展品牌经济，首要的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克服传统思维定势，转变粗放发展方式，切实扭转盲目追求总量、普遍急于求成的发展倾向，使质量、效益、品牌成为各行各业的价值追求，推动中国经济由大变强，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的整体跃升。

　　加强品牌发展顶层设计。从当前实践看，我国品牌经济意识在加强，但品牌战略导向不够聚焦、力量相对分散，远没有形成品牌经济效应。“十三五”时期，我国应坚持开展质量品牌提升行动，制定国家品牌发展战略规划，从顶层设计上加强品牌发展的统筹谋划和综合协调，使发展品牌经济成为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建立完善国家品牌发展推进机制，促进各方面资源向品牌发展聚焦，形成体系，协同推进。高度重视和推动标准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并逐步主导品牌国际标准制定，推动形成科学公正的品牌评价体系。特别是在布局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要把培育中国本土跨国公司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支持和引导中国品牌企业走出去半岛官方体育，在输出优势产能的同时扩大中国品牌影响力。

　　促进品牌战略与创新驱动深度融合。技术创新是自主创新的起点，但落脚点是产品创新、品牌创建，否则就会形成“两张皮”，难以充分实现市场价值。各级政府应增加政策供给，确立强有力的品牌导向，坚持创新创优创牌并举，把创新的驱动作用和品牌的引领作用更好结合起来。重视并制订品牌培育和提升计划，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企业作为种子选手，从多方面扶持和培育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同时着力培育一批细分市场品牌，形成品牌培育梯次格局。总之，要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和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力争在“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创建一大批国际知名品牌和国内深度品牌，带动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

　　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当前，假冒伪劣和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仍很普遍，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抑制了自主品牌培育和成长，这与以往“重准入、轻监管”的治理思维和方式有关。要以简政放权改革为契机，在提高市场准入标准的同时，不断加强对市场运行的事中事后监管，加大反不正当竞争力度，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和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规范并引导企业诚信经营，以质量赢得市场和消费者信赖，放眼长远维护企业品牌形象。重视运用大数据实施市场监管，加强信用信息运用和失信惩戒，构建品牌维权机制，营造有利于优势品牌生存发展的市场环境和法制环境。

　　不断增强中国品牌自信。品牌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当前，工业文明理念在我国还不够深入，一些优秀传统文化，如精品意识、工匠精神、诚信理念等，传承和创新不够，缺乏久久为功的恒心。要大力倡导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管理理念，融合现代工业文明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行各业下大气力把产品做专做精做优，在全社会弘扬以诚信为核心、视质量如生命的价值取向，大力提升中国品牌内在品质和文化内涵。另一方面，我国也有不少产品与“洋品牌”差距不大，差的是消费认知的“临门一脚”。要加大中国品牌宣传推介力度，引导国内消费者破除对“洋品牌”的消费误区和迷信，增强公众对自主品牌的认可度和自信心，为中国品牌“走出去”积累口碑。